李克强总理在对全国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电视电话会议重要批示中指出：进一步改革完善职业教育制度体系，积极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补上突出短板，推动产教融合，着力培育发展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品牌专业，加快培养国家发展急需的各类技术技能人才，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持续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让更多有志青年成长为能工巧匠，在创造社会财富中实现人生价值，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更好的人力人才资源保障。
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再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无不强调“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由此可见，这是国家职业教育顶层设计的重要举措。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是我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必由之路。培养数以亿计的技术技能人才，是其有力支撑和根本保证。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现状距离时代要求尚有较大差距。有数据显示，近年来，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以上，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以上。一边是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难”，另一边是用人单位“技术工人招工难”，这种两难态势凸显了职业教育发展的滞后和被动。这一严峻现实倒逼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把举办职业教育从现有“体系框架”中解放出来，把职业教育的跨界特性彰显出来，让行业企业及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进来，使办好职业教育成为全社会的一件大事。非如此就难以完成和担当新时代对职业教育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新使命。
长期以来，我国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主体是各级各类职业院校。世界发达国家以及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已经证明，没有企业和社会力量的参与，单纯依靠职业院校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当前在职业教育领域存在的服务对象不够明晰、培养目标有所泛化、人才规格定位不够精准、技能培养不够贴合实际等问题，多与职业教育办学主体单一及管理体制机制造成的校企隔膜有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学习——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中指出：“技术训练的责任不应单单落在或基本上落在学校体系身上。这个责任应由学校、商业与其他企业、校外活动，同积极合作的教育家、工商业的领导者、工人和政府一起，共同担负。”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黄炎培先生就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主张，他认为：“只从职业学校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教育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地沟通和联络。”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行业企业在发展职业教育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时的职业教育既具有鲜明的“职业功能”，如化工系统办化校、财政系统办财校、卫生系统办卫校、农业系统办农校等，又因行业企业用人标准有机渗透到人才培养全过程而具有厚实的“教育功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受多种因素影响，职业教育发展出现校企合作受阻、质量提升受限的问题。因此，《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了“三个转变”：经过5至10年左右时间，职业教育基本完成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这“三个转变”分别对应的是职业教育发展格局的重构、发展取向的纠偏和发展模式的创新。
必须看到，“积极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绝不是刺激职业教育“野蛮生长”和盲目扩张，而是经济社会发展和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绝不是发展职业教育的权宜之计，而是有利于促进职业教育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