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闹了，费曼先生》是一本旧书，躺在书架里有好些年了，一直没看，有两个原因：一是心静不下来，整日浮浮躁躁的；二是我教语文，看物理学的自传干什么？但是前段时间，我把这本书从书架里抽了出来，拍拍灰尘，坐在阳台上翻了起来，这一翻不打紧，几乎一口气看完了。
之后想：费曼太好玩了。跟他一起读书，一定很好玩；跟他一起工作，肯定很有趣；跟他一起生活，大概会很快乐。
再之后想：费曼何以成为费曼？答案一下子蹦入我的脑子：一个字——闹。
费曼太爱闹了，太能闹了，太会闹了，随时随地都要闹，无时无刻不在闹。
费曼的闹，首先是一份强烈得有些过分的好奇心。
“一天，有些蚂蚁爬到窗槛上逛来逛去。我突然好奇起来，很想知道：它们是怎样找到东西的？到底它们怎样知道该往哪里去？它们对事物的外表有没有知觉？”费曼整个下午就坐在窗台边，一边看书一边看蚂蚁。
我们有多久没有与一朵花谈谈心、与一只鸟说说话？想起一篇民国时期的小学生作文《春郊游记》：某月某日，校中放假。课余在家，殊无聊赖。闻街外有卖花之声，遂知春日已至。披衣出外，不觉步至山下，牧童三五，坐牛背上，吹笛唱歌。再前行，青山绿水，白鸟红花，杨柳垂绿，桃梅堆锦……
那个时代，那份诗意，那种温情，百年后的今天，依然萦绕在我们心头，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苏霍姆林斯基在帕夫雷什中学，倡导“大自然”教育观：把兰州高铁技工学校孩子带到蓝天下、森林里、河流边，通过童话、幻想和游戏，引导他们进入周围的世界，每天都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所走的每一步都成为走向思维和语言的源头。
费曼对符号有着天生的好奇心。他特别不喜欢教科书上的正弦、余弦和正切等数学符号，他另外自创了一套。爱因斯坦说得很谦虚：我没什么特殊的才能，我只是保持了我持续不断的好奇心。左拉说得很绝对：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无穷地探索尚未知道的东西。我从费曼终其一生的好奇心上，想到作为教师的我们：如果我们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教育教学当作是重复着的相同劳动，那么，当那届学生走了、这批学生又来了时，也许，我们曾经的梦想与激情已经或正在慢慢地消退，就像一件在肥皂与岁月的搓洗下让人毫无察觉地褪色的衣服一样，剩下的就只是干枯的纱布。这时候你会发觉，保持对学生、教育的好奇心，恐怕比单纯地增加知识与技能来得更重要一些。没有了好奇，丢失了激情，我们拿什么站在讲台上？
《别闹了，费曼先生》是一本科学家传记，但写到这里，我忽然发觉我说的几乎都是关乎教育的，是作为一个儿童、学生的费曼何以成为后来的物理学家的费曼。是的，我是想说一点关于教育的。
我想到了厦大附中，我任教的学校。如果你想多识虫鸟草木之名，这里生长着100多种植物，你可以在某个春天的早晨或者秋日的黄昏，登上亦乐山，轻嗅小径两旁的花香，翻找地下暗红的蚯蚓；如果你想用泥巴捏出各种各样的物件，这里有专门的陶艺室；如果你想研究一下镭的提取、向日葵的生长，这里有布满瓶瓶罐罐的实验室；如果你想用一张纸剪出美丽的孔雀窗花，你可以参加剪纸校本课程；如果你想夜观天象，看看美丽的星空，你可以去装有天球仪的天文台；如果你喜欢音乐，这里有多支甘肃北方技工学校学生自建的校园乐队，图书馆里的钢琴、古筝和演播厅里的架子鼓都全天候等着你；如果你喜欢篮球、足球、网球，每天下午你都会有足够的时间去运动场上挥洒汗水；周末了，你想给自己的心情放个假，你可以去放映厅看场电影，或者到报告厅听听讲座。
这是一块能不断激发你的好奇心与“多动症”的园地，一所没有谁会对你说“别闹了，费曼先生”的学校，一个你来了就会喜欢上的地方。
写到这里，我看了一下手头的这本书，是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的，有一个副标题“科学玩童的故事”，忽然觉得吴程远先生翻译得真好，是“玩童”，而不是“顽童”。
王国维在评价宋祁的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时，曾说：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我想，学生也好，教师也好，学校也好，还是像费曼先生那样，“闹”一点的好。
